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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刚:如何面对先锋文学的历史遗产

2017-12-22 22:25:56 来源:长乐生活网

  重新反思先锋文学,并积极建立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或许并不意味着对先锋文学历史遗产的全盘否定。面对时代的严峻任务,追求一种具有思想性,也更加朴素刚健的新美学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也许不是简单地回到19世纪,完全摆脱现代主义,而是如何以一种新的文学来内化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文学遗产,即并非简单的对立或翻转式的否定,而是致力于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吸纳进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内部,将二者有效调和起来,使现实主义的美学更加新颖、丰厚,更具文学的质感。无论如何,先锋文学那永远求新求变的精神终究值得铭记,这毋宁说是文学变革的永恒命题。

  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

  我们在梳理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文学对于西方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接受脉络时会发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冷战格局中被看作“颓废,没落的资产阶级文化”的西方现代主义,经过20世纪80年代文化逻辑的转换,成了当时“世界文学”最前沿的标志,这一“先进文化”被作为反叛传统现实主义规范最有效的文学资源。让我们看看茅盾的《夜读偶记》,再看看徐迟的《现代化与现代派》,历史的脉络已然清晰。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代文学本土化的现代主义与先锋文学兴起的重要背景。

  从文学史叙述来看,我们一般会将马原、莫言和残雪视为当代先锋小说的真正开端,认为他们分别在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状态三个层面展开了先锋文学的艺术探索。先锋文学的这三个层面可谓针针见血。从其历史意识来看,它们无疑完美实现了对于过往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美学反动,这一点至关重要。现代主义文学运动,加上启蒙史观的历史支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启的这股文学观念的激烈变革,让以现实主义为核心的文学样式彻底失去了表现空间,取而代之的是“纯文学”观念的深入人心。文学观念的变革,语言的自觉,以及叙事形式的全面更新,是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最重要的文学成就。1985年文学新观念新方法的猛烈冲击,使得形式和叙述方式被摆到了重要地位。现在看来,这种美学变革的历史意义无论如何强调都不为过。先锋的魅惑性在于激活文学的想象力,在那样的环境之中,无疑具有激动人心的力量,其影响延续至今。

  尽管在短暂的辉煌之后,先锋文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迅速回撤,转向了日常生活叙事,并与这个商业时代的中产阶级美学趣味合流。但不可否认,先锋文学的艺术实验为此后文学观念与技巧的变革,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普及工作。在“纯文学”观念的烛照之下,“文学性”成为我们今天评价文学的重要尺度。而在此之中,叙事革命、语言实验与生存状态等层面,则是这些尺度的重要因素。先锋文学的本土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先锋的隐匿与转化,让那些技巧与观念“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今天文学的基本表现方式。比如,我们读到格非的《望春风》时,恐怕没有人对小说中突然跳出来的叙事者感到诧异;而陈应松的《还魂记》则号称“用最先锋的形式,讲好中国故事”……对于经典作家来说,先锋文学的洗礼之后,原本高明的叙事手法已然成为家常便饭,而“纯文学”的读者更是对此见怪不怪了。先锋小说所做的文学普及工作,使得技术和形式在今天不成其为问题。而这也是我们今天重新讨论先锋文学的历史遗产时需要认真面对的前提。

  如果说叙事形式与技巧的全面更新,是先锋文学最为重要的文学成就,那么它对年轻一代作家写作之路的深切影响,则是我们今天评估先锋文学遗产时的重要话题。“70后”一代写作者中,相当多的人都是从阅读先锋小说,乃至直接学习先锋小说家开出的大师书单中汲取写作灵感的。可以这么说,正是卡夫卡、普鲁斯特、乔伊斯、加缪、福克纳、马尔克斯、博尔赫斯、昆德拉和卡尔维诺这样一批作家培养了年青一代的文学趣味。

  有遗产就必然会有债务,这是我们讨论先锋文学时必须拥有的态度。先锋文学已降,“文学性”的张扬所带来的问题是我们反思当下文学流弊的重要维度。最近,在一篇讨论范雨素的文章中,诗人王家新提到了米沃什的《阅读安娜·卡米恩斯卡日记》。他如此引用:“她不是一名卓越的诗人。而这才是关键:一个善良的人不必懂那些艺术的把戏。”这无疑是在提示我们,当面对那些矫情夸张、打磨得过于精致的“文学性”时,朴拙与单纯反而成为这个时代最为珍贵和稀缺的元素。这让我想起某个场合,一位年轻的作者坦率地谈到的,我们当代作家对现代/后现代的20世纪西方文学过于沉溺,而与批判现实主义的19世纪欧洲文学渐行渐远,这种偏颇直接造成了当下文学的无力。我们当然不能把罪责都归结到“先锋文学”的头上,但问题的产生却也摆脱不了干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人认为,先锋所倡导的回到文学自身的绝对化,客观上造成了文学与时代关系的隔绝,纯文学离现实越来越远。而反思纯文学,重估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的美学遗产,也顺理成章地成为近年来理论批评界的一股潮流。为此,有人提出“重新发明文学”,矛头指向“20世纪80年代的负面遗产”,认为它一味迷恋语言实验和形式元素,过于关注文学内部,而忽略社会现实,使得写作变成了与社会现实无关的“个人的事情”。而“重新发明文学”就是要“充满批判精神地去创造适合今天时代的新的文学”。因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形式和审美趣味已经不适合今天的读者了,而从“19世纪文学”,而非“20世纪文学”中获得借鉴,目的是要让文学“重新成为可以帮助人思考的东西”。

  但是问题在于,重新反思先锋文学,并积极建立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或许并不意味着对先锋文学历史遗产的全盘否定。面对时代的严峻任务,追求一种具有思想性,也更加朴素刚健的新美学固然可喜,但更重要的也许不是简单地回到19世纪,完全摆脱现代主义,而是如何以一种新的文学来内化现代主义与先锋派的文学遗产,即并非简单的对立或翻转式的否定,而是致力于把现代主义和先锋派吸纳进现实主义文学的空间内部,将二者有效调和起来,使现实主义的美学更加新颖、丰厚,更具文学的质感。无论如何,先锋文学那永远求新求变的精神终究值得铭记,这毋宁说是文学变革的永恒命题。今天,时过境迁的“先锋文学”依然被人看做一种自由的艺术精神,一种反叛的力量,或一个具有变革性的文学潮流。在抽离了语词的历史性之后,永远的“先锋文学”其实就是那个带给我们永恒之“异”的文学,这是在任何时代都值得敬仰的。

  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反思“纯文学”,重新检讨现代主义与先锋派文学遗产时需要注意的问题。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编辑: 曹淑杰 吉网新闻热线:0431-8290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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